关于社会学的学科、教材建设问题

《西北民族研究》 2001年第2期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20年过去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系统和科学的认识。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学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大发展。历史前进的步伐要求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理论、方法、具体专题上的研究能够跟得上我国实际社会的发展，而且应当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研究专题上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12亿人参与的伟大社会变革社会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也应当结出社会学灿烂丰硕的果实。但是，坦率地说，我们所做的距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80年代初我说，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是教材，即需要一批对课程内容十分熟悉的教师和一批高质量的教材。但是这个学科中断了近30年，解放前的教材许多都不适用了，过去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等于是要完全重建一个学科。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作为起步阶段，我们1980年在北京开办了一期社会学讲习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来讲课，后来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培训班。这些培训活动为后来各地建系、建研究所打了一个基础。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有一批在国外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取得学位回国，加强了国内社会学的力量，也为中国社会学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联系拓展了渠道。今天虽然在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成立和发展了一批社会学系和研究所，培养了不少学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今天可以说仍然处在这个学科的重建过程之中，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头脑必须清醒，仍然需要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稳了前进。

在培训教师和编写教材方面，应当说这些年来大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还很不充分；国外社会学界的最新动态，他们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新探索，在社会调查中开拓的新课题和在研究中做出的新成果，还不能够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教材中来。我们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所以精心地选择一些在国外一流大学通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公认比较优秀的教材，把它们翻译过来，洋为中用，提供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做参考，以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是目前阶段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写了一些读书札记一类的文章，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我感觉，有些人的学术基础原来并没有打好，毕业后忙于做课题、写文章，但是写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功底不够。我由此想到，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帮助年轻人打好学术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一批优秀的课程。

最近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正在积极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为了在21世纪建设成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在体制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相互打通，这样可以使教学与科研结合得更好，得以把两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学科建设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希望今后北京大学在社会学教材与课程建设方面能够多发挥些作用，与其他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们一起，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科的长远发展共同努力。

华夏出版社积极出版社会学的翻译教材，对于高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应当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结合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教材和自己编著教材的现状，根据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专题领域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大家共同商议，制定出一个计划，从国外社会学公认的优秀教材中仔细选择一些书，同时认真选择译者和校者，保证翻译质量，逐步分批推出，我相信这将对于我国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和课程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也是北京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并努力做好的一项服务工作。

同时，社会学恢复有20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21世纪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也需要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逐步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真正做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翻译国外的优秀社会学教材，是我们努力认识其他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并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达到认识自身的途径之一。

1999年8月18日

（摘自《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卷总序》）

    我在20多年前接受中央的委托来牵头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设想过建设一门学科要有学科的结构，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当时我把它形象地称为“五脏六腑”，即建立一门学科至少要包括五个部门和六门基本课程。

这五个部门是：（1）学会组织，这是一门学科的群众性组织。（2）专业研究机构，它应当在社会学研究上起带头、协调、交流作用。（3）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这是专门培养社会学工作者的场所，只有办好教育机构，才能不断有做社会学工作的人才。（4）要有图书资料中心，大家相互交换社会学方面的科研成果、调查资料，还要能够查找各方面包括国外对社会学研究有用的书籍、报刊及其他资料，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信息综合、交流的场所。这方面，新兴的网络技术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5）出版机构，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这五个部门是密切联系的，要很好地结合起来。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是两条腿：没有社会调查，理论就没有根据；没有理论，社会调查就没有方向。上面五个部门都要用这两条腿走路：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关于“六腑”的问题，今天在这里就不谈了。

以上我所说的这“五脏”，现在都有了，并且已经初具规模，在座的诸位都在这五个部门里工作。我们已经实现了20年前的一个梦。但相互沟通和交流得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寄希望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加强协作、交流。现在建立社会学的电子信息网就非常重要了，北大的研究所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希望大家合作把它做好。

学科重建时，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担了社会学的出版任务，为“旧著重刊”和一批新的著作的出版做出了贡献。后来因资金不足，力量不够而不能继续，实在是很可惜。前些天他们为纪念出版社成立50周年来采访我，我也回顾了这段历史。当时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班，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专业书籍，天津是学科恢复重建时的基地之一，希望他们继续发挥作用。今天，最早建立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机构的几个地方都来了，津京沪地区的各家都在场，广州的中山和武汉的华中的系里还传来了书面意见，教育部也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支持。出版社和编委会可以把大家的意见认真综合一下，更有力地推动一下社会学学科的出版工作。

我认为出版工作中最基本是教材建设。一个好的学校要靠好的师资，师资的培养必须走教学与科研结合的路子，光靠一本讲义是不行的。教师作研究，自己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学科的知识在不断提高和创新，因此给教师和研究者不断地提供条件，让他们获得信息就十分重要，而对于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教科书，概论性的课程是很重要的，也是要最好的老师来教的。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社会学概论都是最有名气的教授讲的，一方面是因为概论最不容易讲好，同时，要给初学者一个开宗明义、一个好的引导，加大吸引力，把基础打好。我因为半路出家，没有上好这一课，总感到是一个缺憾，至今还在补课。我到英国留学念博士时，导师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每周师生进行"Anthropology Today"的研讨。“今日人类学”讲的是最前沿的东西，学生参与还要跟得上才行，这种学术训练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想作为经验之谈，这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对于本科生，另一个是针对研究生。我们现在在教学岗位上的老师尤其要清楚这一点，不足的自己要努力补上，才能教好学生。

学科本身是一个成长的机体，它是不断生长的，我们工作在今天，但要看到明天，也不能忘记过去，老师要给学生一个全面的看法，所以，“概论”十分重要。我们在重建社会学初期，为了办系，要培养教师；为了给学生上课，得先培养一批人编“概论”。大家都还记得在1980年和1981年，我们办了两期短期的暑期学习班，通过杨庆堃教授借助美国匹茨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力量来讲课，介绍国外社会学基本课程内容。杨先生去年去世了，今年香港中文大学要举办一个纪念活动，我在此也表示对他的悼念，感谢他对我们重建学科时的帮助。

第一期讲习班结束以后，就有一部分各大学的中年教师建议联合起来编一本“概论”，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让北大负责组织，要我主持编著工作。这个经过在该书的前言中，我都有详细的说明，不在此赘述。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概论》的试用本，我当时明确表示：第一，希望试用这本教材的教师们能够真正贯彻试用的精神；第二，真诚地希望这本概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鼓励各出版社不拘一格地多出版一些《社会学概论》一类的书；第三，试用本的修改，主要有赖于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修漏补缺所能了事的；最后，我们要用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概论的内容，并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

现在我想讲的是通过这两年自己的“补课”，我重温了派克的社会学，读了他的传记，他写的《论城市》和他与布吉斯主编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论》，我对编写概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补课，我写了一本《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三联书店今年准备出版。今天给大家的初稿可供参考。

这里，我着重谈第15节《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在这一节中讲到了这本《引论》是为初入大学的学生准备的，是引导他们进入这门称为社会学的学科的基础课本，用派克自己的话讲，“这本书不应看作是许多材料的堆积，因为它是一个体系的论述。”这个体系的论述由一系列包括了从广大社会组织和人们生活的事实里提炼出来的社会学概念所组成。我还详细叙述了派克是怎样编写这本教科书的，我认为这是如何写概论的一个标本。该书有14章，除了第一章“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总论以外，其他13章包括了构成一个体系的13个社会学概念，每一章都包括4个部分：（1）引论；（2）资料；（3）研究和问题；（4）参考书目。前两个部��的目的是引出问题而不是做出答案，后两个部分是进一步地启发提出的问题和阅读资料，为指导一个新加入这个学术队伍的人怎样一步步走出这个知识领地，他要用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前人的成就去引导他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逐步引出自己的思想成果，充实到这门学科中去，促进其成长。同时，在每章的最后，还要提出一系列的可以作为写作的论文题目来结束，从启发性的导言开始到题目的提出，画出了一个学习的具体历程，也是一门学科具体的生长过程。这是派克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和开风气育人才的具体体现。这本书1917年开始是以讲义的形式分发使用的，经过吸收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和报告内容，年复一年、班复一班地不断修改，5年试用至1921年才正式出版，后又经过多次重版，历经半个世纪，到1970年又重版了一次。

我把我的“补课”体会写出来，讲出来，看派克老师是如何编写的。他从生活中找材料，提高到理论，并反复与群众接触，使其成果经历考验，而我在过去并没有充分懂得它的意义。直到这次“补课”，结合我们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才感到很有必要介绍给大家，作为新形势下学科进一步发展、年轻一代学者进一步努力的一项建设。

我认为一个出版社的责任，还是要在推动学科成长中起作用。譬如说我自己写作的习惯，就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社培养出来的，从1924年至今76年了，写作成了我的乐事。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不是也培养了不少作家吗？现在的《读书》杂志也应该开启这样一种风气。我在英国读书时，谁要能够在Routledge出版一本社会科学的书，他的学术地位也就被确立了。华夏出版社要有这样的眼光，能够取得这样的一种地位，出了好书，还培养了学者，又支持了学科的成长。实际上，这个学科的学术队伍也正是出版社的靠山，它们是互为依托的。

今天华夏出版社与社会学者合作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第一批出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我希望能够继续出几批好书，不但做好的“译丛”，将来还有我们自己的教材，要出一个好的“概论”，还要有“六腑”中的其他基本教材，把眼光放远一些。作为书店和出版社不能不看经济效益，但同时要看到社会效益和科学价值。这就是我支持华夏出版社的意思。我也希望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继续联合社会学各界，多做一些组织和服务工作，使我们在出版高质量教材方面推进一步。

我们的社会学学科还在创建中，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定位，这个学科在成长，尚不成熟。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才行。现在人还不够，队伍还不成熟，要真正成熟起来，关键还在于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入社会实际，加强研究，在教学和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成长。无论世界还是我国的社会，发展变迁都十分迅速，我喜欢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我一生经过了三级跳，从乡土时代到工业化（机械化）时代，现在工业化尚未坐稳，信息时代已经来了。我做了研究，写了些文章，主要是在第一跳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过不少挫折，我研究过小城镇问题、中等城市问题，后来也进入了区域发展的研究。但再一跳到信息时代，我已经没有条件研究了。而你们要去跳，要去研究，工业化这一段发展很快，信息化表现为电子化甚至光子化，会更快一些，因此，我国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让社会学家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很不容易。你们这一代比我们的难处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则是要被淘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它如何变化和走到哪里去，这应该是社会学者的任务和责任。目前有些领域已经在研究太空了，将来还会进入太空时代，做太空时代的文章可能是第三代人的事情了，你们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的下一批学术骨干，这第二跳如何去跳，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

我最后还想说点老话，也是老人的话。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以研究的领域太多了，大家可以放开手努力去做，要做事，要认真踏实地去做。团结起来，携手共进，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为了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不等于没有竞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不竞争也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

科学工作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国家以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有一条缰绳--事业的缰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的长处，不要埋没人才。但最终，事业是大家的，是人民的，这也不只是为了社会学的，而是为了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正如我在1982年已经讲过的，希望大家投身进去，成功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人，但可以做一个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者。